国际贸易理论演进

　　重商主义是较先的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中国家的产生和有剩余产品的出现，大约有数千年的历史。国际贸易理论演进错综复杂，很难进行科学地划分，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归纳与总结。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对外贸易，重商主义应运而生。早期的重商主义极端地认为财富仅限于金银货币，只允许金银货币流入，禁止流出，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威廉斯·塔福(1554—1612年)等;晚期的重商主义不禁止货币流出，强调净流入即可，即所谓的“贸易差额论”，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托马斯·孟(1571—1641年)等。

　　从重商主义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古典经济学创始人、英国的亚当·斯密(1723—1790年)发展了重商主义，他的绝对优势理论体现在他的著作《国富论》中，认为分工能够发挥各自的绝对优势和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克服了重商主义者认为国际贸易只对单方面有利的片面看法，主张自由放任国际贸易。古典经济学杰出代表、英国的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继承了亚当·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因素，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解决了绝对优势理论未决的问题，认为只要具备比较优势，同样可以参与分工与贸易，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还包括H—O模型即要素禀赋理论，当生产中投入劳动力、资本等多种生产要素时，国家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将使各国在不同商品的生产上具有相对优势，此理论由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1879—1959年)和其学生俄林(1899—1979年)于1933年提出。此外，功利主义哲学家、英国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年)的供求法则，新古典学派创始人、英国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年)相互需求理论，发展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发展有贡献。

　　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到新国际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主要是指“二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解释新的国际贸易现象而产生的一系列国际贸易理论学说。其中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保罗·克鲁格曼(1953年—)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学者、美国的雷蒙德·弗农(1913年—)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典型代表。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研究范围从过往的产业间拓展到产业内，是关于产业内同类产品贸易增长特点和原因的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反映了国际新产品从最发达国家到一般发达国家，再到发展中国家的传导过程，进而影响国际贸易的路径。

　　从新国际贸易理论到新新国际贸易理论。新新国际贸易理论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至产业内企业，研究同一产业内部有差异的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所作的选择。异质企业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是两个典型理论。前者由美国学者梅里兹(2003)提出，用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生产率差异。后者由美国学者安特拉斯(2003)提出，讨论异质企业的国际契约摩擦制度与外包方式。新新国际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补充，从异质企业角度提出了贸易的新观点。新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空间还很大，譬如，如何测度国际贸易伙伴国的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如何看待国际贸易的相对平衡与动态平衡，如何对待国际贸易的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如何解决国际贸易的经济性、安全性与政治化矛盾等，尚有待于当今乃至后来学者不断探索。

　　“中国产能过剩论”有违国际贸易理论

　　美西方近来高调提出“中国产能过剩论”。近年来，美西方政客鼓噪对华“脱钩断链”“去风险化”的阴谋论尚未散去，新一轮“中国产能过剩论”又甚嚣尘上。2023年9月，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对全球电动车市场充斥着平价的中国汽车”感到“焦虑不安”，启动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2024年4月，美国财长耶伦到访中国，强调了对中国产能过剩的关注。2024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接受采访时又声称，“中国钢铁和铝行业的产能过剩”对美国构成威胁。在美欧政客的蛊惑和影响下，近来加拿大、日本、巴西等国对中国出口也表示担忧。

　　如今 “中国产能”真的过剩了吗?诚然，历史上中国曾有落后产能过剩。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包括“去产能”在内的“三去一降一补”，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如今的中国，一方面，致力于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2023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火电，全年新增装机超过全球一半。另一方面，基于新质生产力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加大了在智能制造、清洁能源、信息技术等新兴领域的投入发展，驱动本国优势产品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攀升。2023年，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全球市场占有率分别约为六成、八成和八成左右。中国如此引导世界低碳发展的绿色产能不是“过剩”，而是成就本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同时，外溢并造福于他国乃至全球。

　　本轮“中国产能过剩论”有违国际贸易理论。无论是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国际贸易理论，还是新新国际贸易理论，都强调国际分工和资源禀赋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中国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凭借技术、劳动力、制度等优势发展的绿色产能展开差别贸易，符合要素禀赋、产业、企业竞争力优势互补的市场经济规律，降低了全社会资源消耗，增加了全人类福利。中国的绿色产能不是过剩，而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卓越贡献。美西方本轮指责“中国产能过剩论”，曲解和炒作所谓的“出口补贴”“冲击就业”“非公平竞争”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在开历史倒车，从开放经济走向封闭经济，有悖于国际分工、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常理。

　　期望全球绿色产能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应对气候变化，目前全球已有130多个国家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全球绿色发展的需求旺盛，相应的有效供给还远未达及。中方应正视美欧的不实指控，求同存异，在WTO框架下妥善应对国际贸易争端。各国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尤其是美西方应摒弃经贸问题“泛安全化”，慎用关税壁垒和贸易安全审查等保护措施，放弃过度的技术出口贸易管制，减少非市场因素干扰世界经济系统，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各国绿色产能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