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铅笔是怎样制成的?先把松木切成板块，再将板块切出芯槽，接着把铅芯放入槽中，两块板用胶粘合，切削成铅笔形状，最后给铅笔上漆、安装金属箍并装上橡皮。然而，看似简单的工艺，铅笔的国产化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才实现。关于这事，还得从民国实业家吴羹梅说起。

　　吴羹梅，原名吴鼎，1906年生人，原籍江苏武进(今常州)。吴羹梅之父是清末抜贡出身，后成为皖系军阀靳云鹏的重要属员，家境颇为宽裕。1918年，吴羹梅就读于北京正志中学，后于1922年赴上海就读于同济大学。1925年，由于积极参与“五卅运动”，吴羹梅与其他十余名同学被校方开除学籍。

　　1928年，吴羹梅东渡日本，进入横滨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应用化学。毕业后，他前往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神奈川工场实习，并表露出想要从事铅笔制造的意愿时，社长数原三郎却劝他放弃开工厂的想法：“办铅笔制造工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到你吴鼎二世，你们也办不成铅笔厂，生产不出铅笔。你还是做个买办，替我们卖日本的铅笔吧。”吴羹梅听后压抑住自己的怒气，他只淡淡地回答道：“不，我要办我们自己的铅笔厂。”

　　1933年11月，吴羹梅回到上海。在筹款建厂的一次演讲中，他大声呼吁道：“铅笔在各种文具品中占有重要位置，尤其与小学生关系密切。据海关贸易报告，仅去年输入我国的外国铅笔就高达150万元。区区铅笔一物，每年竟耗费我国人财富如此之巨。吾人所警惕者在此，从速创办铅笔工业的必要性也在于此。”

　　据吴羹梅的调查，之前也有中国企业投资生产铅笔，如1932年设立的香港大华铅笔厂和稍后成立的北京中国铅笔公司及上海华文铅笔厂，但这几家铅笔厂都是半成品加工，因为缺乏技术力量，无力与洋货竞争，因而开工不久就先后停产倒闭。当时，外国铅笔在中国大行其道，如德国施德楼(鸡牌)铅笔及美国铅笔等，其中又以日本铅笔销量最高。

　　后来，吴羹梅找到留日同窗郭子春和常州同乡章伟士，三人联手创业。按规划，吴羹梅负责融资及对外事务，郭子春负责生产技术，章伟士负责财务。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吴羹梅变卖了老家家产，同时又发动亲友认股投资，最终筹得5万元启动资金。1934年7月，中国铅笔厂在上海斜徐路成立。次年10月，铅笔厂正式投产，月产量2万罗(每罗144支)。

　　建厂之前，吴羹梅从日本购置了制造铅笔的全套机件及工具，之后又在全国各地寻找铅笔生产的国产原料。在技术人员的协助下，最终在苏州找到了黏土，从湖南寻到了石墨矿，在云南采购椴木等木材。经过多次试验，中国铅笔厂终于制成从笔芯到笔杆到油漆的“完全国货”的铅笔。

　　为了尽快提升工艺水平，吴羹梅要求新招收的学徒工进厂后必须先培训两年。在此期间，学徒工白天上班，晚上学习两小时，由吴羹梅、郭子春和两位机器安装师傅担任教师。学徒工能独立操作机器后，即升为技工;若能操作两种机器，升为技术员，再往上就是助理工程师。后来，这批最早进厂的学徒工，不少人成了铅笔厂的技术骨干。

　　为了和外国铅笔展开竞争，吴羹梅采取了两个手段：一是主打低档产品，以中小学生为目标。铅笔厂生产的首批“飞机”牌铅笔，售价每罗2.4银圆，远低于外国铅笔，因而很快打开市场，立稳了脚跟;二是打出“中国人用中国铅笔”的旗号，以提倡国货的策略同外国铅笔竞争。当时，“飞机”牌铅笔涂上“航空救国”的标签，在中小学生中很受欢迎，由此打破了洋铅笔铺天盖地的局面。

　　1937年，中国铅笔厂开始生产完全国产化的高档绘图铅笔，吴羹梅特意以自己的原名“鼎”字命名。在“鼎”牌铅笔试制成功后，吴羹梅不无自豪地表示：“日本人说到我‘吴鼎二世’也造不出中国人自己的铅笔，现在我‘吴鼎一世’就生产出了技术高难的中国人自己的高档绘图铅笔。”一时间，吴羹梅也获得了“铅笔大王”的美誉。

　　然而，正当吴羹梅想要大展宏图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生产被完全打乱。为了保存民族工业，吴羹梅决定将铅笔厂内迁。由于日冦的步步紧逼，内迁过程也是一波三折，铅笔厂先后历经武汉、宜昌、重庆三地才算稳定了下来。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铅笔厂在抗战八年中生产了5千万支铅笔，下属锯木厂制造了大量急需的军用木箱，附属化工厂生产了大量军用化工品，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44年2月，吴羹梅还在兰州创办了铅笔分厂。

　　抗战结束后，吴羹梅将铅笔厂重新搬回上海，同时还接收了一家制箱厂，实力有所壮大。这时的上海，还有另外两家竞争对手即上海铅笔厂和长城铅笔厂，不过外国铅笔已经销声匿迹了。好景不长的是，由于美援物质的冲击和恶性的通货膨胀，包括铅笔厂在内的民族企业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四川期间，吴羹梅和进步人士尤其章乃器交往密切。重庆谈判时期，他也曾作为工商界代表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之后，吴羹梅和章乃器、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孙起孟等人一起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1945年12月16日，吴羹梅在民建成立大会上当选为理事，后又被选为常务理事。1949年前后，吴羹梅先赴香港，随后又与其他工商界人士一同北上，并在开国大典时作为嘉宾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之后，吴羹梅响应号召，铅笔厂实行公私合营，原“飞机”牌和“鼎”牌也改为了闻名遐迩的“中华”牌。